俄乌冲突互相“下毒”，谁对谁错？我军曾遭遇日美越“投毒”

作者：相忘于江湖

俄乌战争打到中盘，“乌克兰平民”给俄军“下毒”的消息炸了锅。

此次“下毒”，是通过伏特加和蛋糕等饮食来实现的。无独有偶，三年前的2019年，驻顿巴斯的乌军46空降旅也曾出现过官兵多起腹泻事件，当时乌军声称是俄军“间谍”使用沙门氏菌喂了鸡、鸭、猪，乌军吃了这些动物加工后的食物后，上吐下泻导致霍乱病在军营大爆发。

在历史上，我军不但遭遇过日军、美军和越军的“下毒”，甚至还遭遇过毫无人道可言的“毒气战”和“细菌战”。但是，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还击战，笑到最后的依然是我军。

被炸毁的马尔沃波尔剧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往今来没有粮食和水仗是打不赢的。

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弱势方通过“断敌粮草”战胜强敌例子很多：官渡之战，曹操“偷袭乌巢”八千破十万；赤壁之战，黄盖借献20船粮草诈降火烧战船；夷陵之战，陆巡火烧刘备连营700里。

曹刘争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因粮食不济而失利。

除了粮食，水源也是战争双方争夺的一大焦点：《三国演义》里曹操收服关羽就是切断水源，关羽的赤兔马都没水喝；让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之战，马谡由于脱离水源而不战自溃。

在电影《天国王朝》里，萨拉丁和耶路撒冷常年混战但一直没有分出胜负。耶路撒冷国王鲍德因麻风病去世后，新王率耶路撒冷大军离开水源主动攻击萨拉丁，结果在半途就被消灭。

官渡之战

抗战时期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坚壁清野”。

房子清空，男女老幼都躲到山里，鸡鸭猪狗都带走，连水井也填掉。这样一来，日军没地方住没东西吃没水喝，等人困马乏往据点返，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半道“守株待兔”打日军的埋伏。

1947年5月，解放战争“爬坡”阶段的孟良崮战役，连主席都惊叹“没想到”。

此战，粟裕集中九个纵队其中五个纵队围歼四个纵队打援，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围歼敌整编74师3.2万人。但张灵甫失败，关键是被许世友9纵

25师73团一个连

牢牢控制了水源地

猫眼圩。

整74师被歼后不到三小时，连续几天滴雨不下的孟良崮地区突降大雨。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在异国他乡遇到粮食和饮水困难，尤其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志愿军九兵团没有热饭没有水喝，硬是靠冷冰冰的土豆和积雪坚持20多天，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军。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的水源被美军火力封锁，最后靠接岩壁的滴水熬到了最后的胜利。

上甘岭坑道内取水

作战一方如果无法控制水源，就往往会使用“投毒”方式。

公元前559年，强大的晋国联合齐、卫、宋、郑、鲁等12个国攻秦国，单单一个强晋就够秦国喝一壶的，更不要说还有12国助战。秦军就在对手驻地水源地下毒，导致联军大量死伤。

到了宋代，《武经总要》将水中下毒做了系统总结，甚至合理化。1140年，南宋名将刘锜率“八字军”在顺昌迎战强大的金军，宋军在颍水上游投毒让金军实力大减，最终大获全胜。

蒙古大军西征时，由于杀人如麻导致堆积如山的尸体产生鼠疫病毒，进而引发了恐怖的黑死病。西方殖民者进入美洲时，也把沾有天花病毒的衣服送给印第安人，导致当地很多土著部族灭绝。

当德军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部分苏军一面焚烧粮食一面在水中下毒，对抵挡德军的快速推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当日军在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时，为什么军民没往食物、水里下毒呢？

首先，日军对水井分布很熟悉，一般抢掠禽畜和蔬菜都自带水壶；第二，即便在沿途河水，日军也非常谨慎地由汉奸带头“试喝”，自己才喝；第三，水源下毒是一把双刃剑，不但破坏了水源还会引来日军屠村报复。

1979年2月，我军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我们的对手就曾经在水源中“下毒”。

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我军一面消灭残敌，一面组织人员趁下雨时接雨水。随后，我军一边撤退一边组织打井，解决了饮水问题。这样虽然有些费事，但越军的阴谋也就无法得逞了。

比水源“下毒”更阴险毒辣的，是生化武器的“细菌战”。

日军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1933年8月就在我国东北哈尔滨组建了“净化水资源、研制预防疾病的药物”的细菌研究部队，后来扩大到2600多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毕业于帝国大学

医学部

，日军把试验地选在东北：一来借助“伪满”和关东军容易找到活人，二来东北气候环境和远东接近，三来一旦开战便于动用细菌战攻击苏军。

不到五年，这里就成了世界最大“杀人工厂”，规模远超德国“波兹南细菌研究院”，而石井四郎也在1938年晋升大佐。1939年6月的诺门坎战役，日军第一次细菌战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登陆之日》里有这样的画面：一向趾高气扬的日军敢死队被苏军坦克钢铁洪流碾压，为挽救败局石井四郎祭出杀手锏“731部队”，悄悄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往河水里投下22.5公斤细菌，包括伤寒、霍乱、痢疾等病毒。岂料日军此举早被苏军侦知，并作了防范。

反而是日军一些部队，溃败中没有接到河水有毒的消息，结果1173人中毒。

诺门坎战役苏军坦克碾压

全面抗战时期，惨无人道的日军使用了毒气战和细菌战。

日军全面侵华一开始，就使用了催泪瓦斯、芥子气弹、燃烧弹等武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日军又增加了芥子气、鲁易氏气等武器。全面抗战期间，沦陷区超10万人中毒、上万人死亡。

而比“毒气战”更丧尽天良的“细菌战”，仅实验就死亡了20万人，敌后军民感染传染病的多达1200万人，宁波、衢州、常德等地是重灾区。抗战胜利以后，“731部队”试验基地被摧毁，但石井四郎不但没有被严惩，反而被藏有私心的美军秘密保护起来。

1947年，美军5年没攻克的“细菌战”难题，在日本人石井四郎、德国人埃里希·特劳布的帮助下迎刃而解。二战期间罪恶累累的“细菌武器”，就从战败的日军到了战胜的美军手里。

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406部队”将细菌炸弹投到了三八线。第二天，志愿军42军375团冰雪皑皑的阵地突然冒出很多跳蚤、苍蝇、蜘蛛、蚂蚁。第三天，42军、39军、12军等阵地也发现昆虫。而这些动物携带的病毒，极易感染鼠疫、霍乱、伤寒、痢疾和天花。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就是因为感染细菌病毒牺牲，年仅38岁。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

我军得知美军“细菌战”真相后，一面普及防疫知识，一面给军民注射疫苗。

在我军一面拿枪、一面灭虫害的“两手抓”战略下，美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只能灰溜溜地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彭总在谈判桌前，也大义凛然严厉斥责了美军没有底线的“细菌战”。

尽管三八线停止了战争，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军还是偷偷派飞机飞到我东北地区上空投放细菌弹，对此我军在国内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清除每一个角落的苍蝇、蚊子、虱子、老鼠。

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热情非常高涨。到了1958年，这场运动命名为“灭四害”，除了传播病毒的苍蝇、蚊子、老鼠，还加上了偷吃粮食的麻雀。苍蝇蚊子最怕打药和清洁干净的环境，为了对付老鼠人们纷纷往它们屁股里塞花椒，还有10个神枪手一天打掉了上千只麻雀。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下毒和细菌武器的确威力巨大，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还是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军、美军和越军尽管“使阴招”，但最终还是被我军战而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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