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程世才回忆西路军：一字长蛇阵，为最终失败埋重大隐患

从最早的回忆录看西路军（二）

作者：舒迟

从程世才军长回忆的开端部分，我们大体了解了西路军出征的背景、目的和过河后的情况。他们放弃了第一次东返机会，全军向甘北挺进，欲在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执行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宁夏战役计划。

程世才

回忆录的第二章，是

”

蜂腰

”

上的长蛇阵。程军长先介绍了这里的天气情况和红军的状态：

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已天寒地冻了，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呜咽着，它给大地上的一切撒上了一层黄土，万物都显得死气沉沉。

英勇的红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荡荡地前进着，他们的衣衫虽然

褴褛

，有人还穿着单衣，但是个个都充满活力，八角帽上的五角星闪耀着光芒。

2万多红军几乎全部来自南方，西北的气候显然是他们初次体验的。虽然天气寒冷，没有冬装，但依旧威武雄壮。他们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改为夜间行军。然而，他们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跑不过敌人的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使这支深入敌后的队伍在运动上处于被动，这种态势不同于他们在苏区，在四川，很难说他们有过心理准备，但他们仍然边打边进。

程李的30军打得很勇猛，他们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交战，打得马步青第五师退守城内不敢出来。然后他们闪开敌人，进占了七门，解决了马步青的工兵营。这本是个非常有利的战果，可以极大地补充和解决红军装备不足，但遗憾的是，上级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与表示诚意，命令他们将俘虏和枪支

(

子弹留下

)

全部放回。可是敌人并未答应任何条件，回到凉州后，守敌正被我军攻打，他们又参加了抵抗，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这个教训明显大于损失，可见，当时的我军对西北马家军的顽固和凶残，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凉州攻城未下，西路军只好分兵一部监视敌人，主力指向永昌。12月3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30军89师乘胜又攻占了山丹。随后，五军和西路军总直属队也全部进抵了这一带。左翼九军前进到干柴洼和古浪地区与马步芳部队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到达永昌。下面的战场形势，我们看程军长的回忆：

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的蜂腰部，两城相距百余里。祁连山蜿蜒于南，龙首山立于北，中间，只有几十里宽的狭窄平川。陈昌浩同志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队伍由西到东分散的配置开，形成百余里的一条长蛇阵。

军迷们都知道，长蛇阵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兵家之大忌，因为其兵力无法相互协同配合，极易被斩成数段，逐段吃掉，借个围棋术语叫做”愚形”。这个常识，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不会不懂，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它完全是地形决定的。这里是河西走廊，南北是大山，狭窄的平川又赶上最窄的位置，只有几十里宽，人烟稀少，没有依托，唯一可守的两座小县城又相距百里，其他都是土围子。

由此，这个长蛇阵为后来西路军陷于困境并最终失败埋下了最大的隐患。

接下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也许还算不上惨烈，但异常艰苦，十分险恶。

我军的各种工作还未布置完，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主力已集中到这一带地区，摆出与我军决战的阵势，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马的预备队。

周边的敌人已不只是马家军，胡宗南的部队也到了，由于河东的红军没能牵制或消灭胡部主力，进到河西的胡部与”二马”会合后，兵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已经超过了河西的红军。这一后果，延安预料到了，而张主席至少是轻视了，这正是他放弃海打战役的连锁反应。

马步芳

恶战开始了，一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堡寨里进行着拼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堡激战。

昼夜，敌人死的2400人以上。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打了两昼夜，敌人被砍死的尸体横躺竖卧地散在土围子内外，至少有八百具以上。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我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又被我军杀伤六百余名。

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以两个主力旅攻取永昌。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入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一面扔下了成捆的传单，炊事员们都抢着去拣。他们说：”敌人送了最好的引火柴。”炸弹轰起冲天的烟柱，不少民房都着了火。战士们愤怒已极，组织了步枪对空射击，在一架敌机正从西向东飞行时，他们打出一排子弹，顿时敌机歪歪咧咧，冒着烟向下坠去。

在永昌城酣战的时候，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数次进袭山丹，五军给敌入重大杀伤，巩固住阵地，配合了永昌城的战斗。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

马家军

鏖战一个月，从结果看，我们基本守住了这个长蛇阵，也大量消灭了敌人，但从战略上和战场态势上看，西路军已经越来越被动。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我军根据地建不成，向西向东的路完全被隔断，没有补充，实力只能是日渐削弱。30军面临的是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其他各部的情况大抵如此。

其中，实力最强的九军在古浪与数倍敌人恶战，虽歼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也达1000多人，元气大伤。这期间朱德、张主席已到陕北，与毛、周等共同指挥西路军，陈、徐在战略与任务等大方向上与延安有多次往来，汇报与指示也有反复和摇摆，但变化不大，加之西路军已经被前后围堵在这一狭长地带，拟定的战略也无法实现。这方面，程军长的回忆里没有涉及，或不知情，或不便记述。

写到的一个情况是，他和先念政委在永昌的西城门上举目四望，向北跨过龙首山的余脉是茫茫无垠的塞外沙漠，向南不远就是山高人稀的祁连山。他们仿佛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他们意识到这里绝非长久立足之地，但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着不放。

正当这个无解的严重问题一直摆在面前时，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及蒋氏被扣的消息传入军中，全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过了几天，西路军总部指示：准备东进。

作者回忆的场面是：

广大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都希望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合。步兵带好了东西，聚集在街上和广场上纵情歌唱，骑兵和运输部队也都将鞍默扎结停当，把姓口牵到外边等候出发命令。但是，晚上九点钟，总部忽然又来了相反的通知：撤销东进命令，部队回原防地休息。

这是为什么呢？西路军的官兵不可能马上理解，但形势显然没有他们估计的乐观。

西安事变，形势虽有好转，但是具体到西路军面前的问题并未解决。敌人步步向前压制，马步芳、马步青集中全部兵力，胡宗南又补充了几个旅赶来增援，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西路军的指挥员知道，当时东北军与我军友好，东进能保存力量，对我有利，但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所以不知上级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那么，程军长回忆的这天及其前后发生什么呢？史料有明确记载，不容置疑。这段时间的形势变化确实太快了，比翻书还快。看几个主要与西路军相关的。

12月15日，延安

电示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延安电示：“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双方停止进攻。”

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家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

，“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延安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

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于是，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

形势每天都在变，命令也几乎每天都在变，向东，向西，飘忽不定。没有办法，每一天的决定都是根据最新情况做出的。大家知道，其间，还有周副主席反复与何应钦等沟通联络，希望他能约束马家军停止进攻红西路军，几方联络都需要时间，而且各方均反复无常。

当然，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致命的，而对于西路军来说，这期间摇摆的命令至少构成了西路军最终失利的主要因素。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发给西路军的命令落款已发生变化。因为这时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甘苏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主席都已到延安，这个主席团显然是合并后的机构。所以，再说是执行张的路线已经不可能了，他更多是决策的参与者。而其他决策者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也不能简单结论。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段，飘忽摇摆实难避免，对站稳脚跟的陕北红军影响有限，而对没有根据地的西路军来讲则是灾难性的。

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当天，敌兵入城搜捕，残害了大批苏维埃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之后的几日，就是红军且战且行，敌人一路尾追堵截。

回忆录的第三章写的是

第一次决战，从行军写起，需知，这时已到年底，最冷的季节到了。而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部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行晓宿。看下亲历者描述的寒冷：

夜，像一张巨大的帐幕笼罩着河西走廊，寒风，从北面蒙古大沙漠、西面新疆戈壁滩、南面披雪戴冰的祁连山吹来，它带着沙砾、带着雪屑，像头发怒的狮子，咆哮着、回旋着。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沙柳冻得嗦嗦发抖。大地也冻得卷缩起来了。路上，大家冻得缩着脖子，不敢伸出手来，病号冻得都不能坐担架，身体弱的同志冻倒了，收容队把他们集中起来，找个村住生点火烤烤，找不到村庄时就在注地背风的地方，拔点芨芨草、拾些枯枝燃着。很多同志都冻得发了高烧。可是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天亮后，许多同志的胡须上、眉毛上都结了冰花。一到宿营地，大家忍着饥饿立即抢筑工事。

几天后，各军都到达了预定地点，战斗也随之爆发了。

三个军的部署和战况是：五军猛攻高台、抚彝，守敌向西退去，除部分兵力追击外，主力就驻扎在高台城；九军以一部分兵力相机袭入甘州未果，又转过黑河在沙河停止；30军随后跟进，也过黑河，在倪家营子一带停止，要九军接上。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像一条长蛇阵。

马步芳和马步青集结了全部主力迅速赶来决战，企图将红军各个击破。红军则以硬对硬，坚守阵地，准备决战。

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双方对峙着。

这段经历与之前在永昌——山丹一线极为相似，只是位置更向西，天气更寒冷，依托的居民区规模更小了。这种长蛇阵终于出了问题。

了解这段历史的知道，西路军第一个损失的军级建制是五军。他们攻下高台，后路被斩断，然后被两万多敌人重重包围。30军在倪家营子，与五军相距百里，程军长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

突然得来消息，和五军的联络被敌人切断了，高台、抚彝有激烈的战斗。西路军总部几次派兵增援不上去，骑兵师在增援中同阻截的敌人奋战，师长和政委都壮烈牺牲了。紧接着，增援去的骑兵师退回来了，抚彝被围的五军的部分同志连夜跑了回来。他们带着战斗后的疲倦、带着复仇的怒火回到倪家营子来。独独没有董振堂军长（宁都兵暴主要领导者之一），没有他率领守高台的两千多名英雄健儿。高台失利，像晴天一声霹雳震动了全军将士们，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人说：“红五军从苏区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许多胜仗，想不到亡在马步芳手里了，我们一定要为五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

董振堂

五军的前身是第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最初是宁都兵暴的起义部队，在长征途中他们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被誉为铁流后卫。

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第

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及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渡金沙江时，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混编时，红五军团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随部南下时又遭遇重大损失，之后编入西路军，一直到兵败高台。

军长董振堂原为西北军将领，领导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和不屈的英雄。他因长期在西北军，对马家军的过去相对了解，但他并不了解后来的马家军，仍然认为马家军不过是个民团组织，没有战斗力。这种轻敌和误判影响了许多西路军指挥员。

尽管五军坚守高台的兵力只有2000多人，但他毕竟是三个军之一，高台失守后，五军只剩下外围的残部，完全失去了独当一面的战斗力。西路军三个拳头丧失了一个，迫使各军不得不紧缩一步，都集中到倪家营子来。看来，五军被切断与前出较远，部队分散有关，这其中也包括

西路军领导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客观地讲，当

地狭长的地形和地广人稀的环境是制约军事指挥的重要因素，数九寒冬里，相距数十里没有村寨，部队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想集中也实在是太难了！

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计划实现了一个，便更加疯狂起来，立即组织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数千民团武装，向倪家营子进攻。

看下这个据点和红军的部署情况：

倪家营子象一个长方形的军棋棋盘，南北长十六里，东西宽三里，有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稀稀落落的点缀其中，像是竖立着的棋子。一个围子内住一两家或三、四家人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象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作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野、沟渠和树木。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西路军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北边的两三个屯庄。部署是：30军在阵地的西南方向，九军在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这两个军共十个团（那时每团还有八百人左右），是主力。另有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这里，程军长在回忆与先念政委召集师、团干部察看地形，具体布置时，又一次描写了88师师长熊厚发：

虽然渡黄河以来经过一条山、八垠、永昌等苦战，经受了高原风雪的吹打，饥寒劳碌的折磨，但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仪表堂堂，瘦得一双大眼睛更显得精神了。他穿件破旧的皮袄，外面套着单灰军装，束一条褐红色皮带，军帽上的红五角星闪闪发光。他一贯是这么整洁、俐索，富有军人的英武姿态。

熊师长不仅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他的精神面貌也是西路军众多指战员的代表。这段描写，是作者对这位师长及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永久纪念。

之后，程军长记述了倪家营防御详细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经过，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全文分享。总之，部署非常严密、战术十分机智、战斗异常艰苦。这从防御战的结果可以体会到，一支剩余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依靠一些残垣断壁的土围子，抵御数倍于己的凶残敌军一个多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仅看一个紧张场面：

屡次进攻未能得逞，狡猾的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又发动了两次大的进攻，向我军两侧迂回成包围形式，或猛攻一侧，曾两度攻入北营子村内。头次我军以二六五团主力和二六八团反击，将犯敌打出村外，恢复了原阵地。第二次，敌人沿着雨水冲刷的自然沟渠、棱坎，插到我军两侧，总部附近的围子都受到了攻击。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战斗。我军组织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89师两个团成梯队反击。天黑时，经过反复冲杀才将敌人赶出去。

然而，不管打的如何英勇机智，在外无援军，内无补充的情况下，单纯防御的一方还是越来越弱了。我们看下苦战后状况。

夜，倪家营子战场上一片沉寂，抓住这双方暂时休憩的时刻，我同李天焕主任踏着清冷的月光到村内去看望伤员。

苦战了一个多月，毙伤敌入万余名，我军也伤亡了好几千人。伤员，越来越无法安置。村庄里大部分围墙被打塌，房舍一天天减少。健康的人可以在坍塌的房框子里、壕沟里熬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伤员怎能支持呢？仅有的几间房舍因为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裹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

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

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有的卧在麦秸草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把自己的脚伸在对方的屁股底下取暖。我们走过去，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程军长万分心痛地描写了一个受重伤的连队卫生员。战斗中，卫生员为抢救伤员，胸部和腹部打了好几个洞，血都快流干了。他临死前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念念不忘，请首长想法多弄些布条为战友裹伤。真实的场面无须渲染，谁看了都会流泪。部队的处境和卫生员的遗言，使这个指挥员陷入了更深刻的思索和更沉重的无奈。

哪里去弄布条呢？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粮和水几乎就要完全断绝了。我和李主任，踏上归途，默默地一语不发。这几天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了，穷人们的一点口粮虽然都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了。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水，也没有了，老塘的冰块都被打着吃光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个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淘干了。战士们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用铁勺儿一下下地淘井底沙坑里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来。大家盼望下雪，可总是不下。

他们都知道，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也很大，但能得到及时的补充。显然打这样的仗，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上级既不东进又不西进，就这样消耗怎么办？

真实的情况，从80年发现主席发给西路军的大量电文已经非常清楚了。1937年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西路军执行的是几天前的

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最新指示。

1月5日，延安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16日，延安电令：“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西进，集结，向东，命令还是在变，但在此时，命令已经左右不了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几倍的敌人围困在这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欲进不能，欲退无路。这个处境的关键还在12月27日，为什么还下决心西进？是在之前的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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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一线打出了信心吗？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永山一线如何摆脱敌人本来就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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